【企业文化】讲民国时代陈布雷的故事，话心理健康的现实意义
日期：2020-04-01 阅读数：
学习《心理学》的沟通技巧，讲故事是不可或缺的好方法。面对武汉新冠肺炎的疫情，很多人憋在家里，真切需要倾听故事，舒展心情，平稳心态，提高素养，增长智慧。
说起学富五车的陈布雷，可以讲很多关于他的故事。只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，他成为了自己人生的掘墓人，用生命书写的自传以悲剧落幕。而每个人的人生经历，需要跨过数不清的沟沟坎坎，需要承担大大小小的各种压力。陈布雷的人生故事启示现代的人们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，学会善于变压力为动力，使自己的人生结局，不是悲剧，而是正剧，是喜剧。下面讲民国时代陈布雷的故事，话心理健康的现实意义。
（一）
讲民国时代的陈布雷，用才高八斗来形容他的真才实学当之无愧。
陈布雷（1890年―1948年），本名陈训恩，字彦及，号畏垒，笔名布雷，浙江慈溪人。因才华出众，陈布雷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，抗战时期，他用如椽之笔，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，被称之为国民党的“领袖文胆”、“总裁智囊”和“国民党第一支笔”。著有《畏垒评论集》、《陈布雷回忆录》、《陈布雷文集》。
尽管陈布雷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，但是才华横溢的他，能够冠之以当时的“领袖文胆”，确实不同寻常。
1907年，陈布雷入浙江高等学堂就学，1911年毕业。同年秋应上海《天铎报》之聘，任撰述，开始用“布雷”为笔名。他才华出众，勤勉敬业，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。其间，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，反对封建帝制，宣扬共和精神，影响很大；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《对外宣言》，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《天铎报》上发表的。几年后，陈布雷转到《商报》做主任，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。
1927年，他至南昌见蒋介石，同年加入国民党，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，5月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。1928年，陈布雷辞现职，赴上海任《时事周报》总主笔，创办《新生命月刊》。1929年6月随蒋介石赴北平。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（其间，1930年曾赴南京任国民党教育部次长）。1934年5月任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。1936年至1945年，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、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、中央宣部副部长、国民党中央委员。1946年任国府委员。1947年任国策顾问，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。
陈布雷文采过人，官运亨通，却定格在1948年11月13日。陈布雷自杀身亡，终年58岁，安葬于杭州市九溪社区上海市总工会疗养院2号楼东邻。陈布雷去世后，蒋介石追授陈布雷“当代完人”的称号。
（二）
能够称之为“领袖文胆”，那可是难上加难的事情。看如今的当下，有多少省长、市长、县长们的文章是自己写的？有多少省长、市长、县长的讲话稿是自己写的？现在官员的文字秘书也是相当地累。至于陈布雷的累，当时的许多人都知道。有一次，在蒋介石的桌案上放着毛泽东的一篇针砭时弊的重要战略文章，蒋介石看了之后对陈布雷说，我们也要写出这样的文章，而直率的陈布雷确说，“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”，气的蒋介石拂袖而去。
说到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，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可供自己驱使。享有声望的陈布雷理所当然是理想的人选。北伐军刚到南昌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。为广揽人才，深谋远虑的蒋介石表现出谦逊姿态，陈布雷为蒋介石的“礼贤下士”所感动，不久即为他起草了《告黄埔同学书》。
抗战时期可以说是陈布雷人生的一个人生高点。1937年7月初，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“谈话会”，并在会上慷慨陈词。这篇谈话以“如果战端一开，那就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”一句最为著名，它如同“抗战宣言”一样，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，激励了全民同仇敌忾、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。这篇演讲稿，就是陈布雷起草的。抗战时期，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，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。那时的陈布雷写抗日的文章，春风得意，哪有压力，只有激情。
（三）
有人说陈布雷的正直清廉、秉公无私的性格，与腐败无望的国民党政府是难以融合的。在重庆时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，“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，我们共产党人钦佩；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，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。”陈布雷该如何是好呢？
可是后来的时局变化，身不由己的陈布雷，一方面被蒋介石的“御用”笔杆子、国民党的“领袖文胆”和“总裁智囊”等大帽子压在头上，他又担任“总统国策顾问”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，担任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“总参谋长”等要职；另一方面还要做忠心不二的御用“文胆”，在伴君如伴虎的政治阴影笼罩下，用现在的话说是怎能不亚历山大呢？
在陈布雷任职期间，喜欢说实话的他曾经参与起草过一些御用文章，被指示替蒋编织过谎言，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《西安半月记》。关于西安事变，陈布雷知道张学良、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，并无“弑君”、“篡权”之意，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，却把张、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，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，对下属晓以大义，使之幡然悔悟，才得以转危为安。陈布雷无法违拗蒋介石的旨意，只得惟命是从。事后，自知之明的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余今日之言论思想，不能自作主张。躯壳和灵魂，已渐为他人一体。人生皆有本能，孰能甘于此哉！”他并多次表示，“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”，“为人捉刀是苦恼的”。
有人认为，陈布雷想说真话，不想说假话。他高兴写抗日的讲话和文章，不喜欢编违心的故事和报告。他觉得压抑、苦闷，他惆怅、抑郁。他病了，真的病了。他想休息、想解脱，可是蒋介石离不开他，舍不得他。蒋介石给他的压力太大了，压得他气喘吁吁，压得他夜不能寐，压得他苦不堪言，压得他神魂颠倒。
（四）
呜呼哀哉！1948年11月13日，陈布雷自杀身亡就是一个大新闻。盖棺却难以定论，陈布雷的死因非常之复杂。人们分析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。国民党官方说他是“感激轻生，以死报国”；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“殉葬”，也有人说他是“以死明志”或是“死谏”…… 还有人评价，综观陈布雷的一生，他的舍生弃世可以说是他政治官路走到尽头的必然结果。作为矛盾的人物，陈布雷热爱报业、想当记者，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；他位居中枢，大权在握，却鄙薄政治，不让儿女从政，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。后来的他，已经左右不了自己的笔，更抗争不了自己的戏剧人生。他的压力，来自于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博弈。他只能在黑暗里挣扎；只能在日记里呻吟。
有人认为，陈布雷是被愚忠的信念大山压死的。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，养成温顺驯服的性格的陈布雷，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，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观念根深蒂固，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。另一方面，蒋介石看他无私心、淡名利，不介入派系纷争，忠实可靠，不但信任他，也很尊重他。凡此种种，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，多次表示对当时领袖的“知遇之恩”铭记不忘。
有人认为，陈布雷是被残酷的时局大山压死的。抗战胜利以后，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、官吏腐败、经济凋敝、丧失民心，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“抗日领袖”、“民族英雄”成了众矢之的，被作为“人民公敌”陷于全民的包围中。这时，那个“从一而终”的封建思想，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，以前他也比喻过自己是“嫁人的女子，难违夫子”。面对现实他感到空虚和绝望。
有人认为，陈布雷是被焦虑的心理大山压死的。长期超负荷的工作，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，“今春以来，目睹耳闻，饱受刺激，入夏秋后，病象日增，神经极度衰弱”。他的心已疲惫不堪，这些可能都是最终导致透支健康的陈布雷自杀的直接原因。这个自认为“百无一用”的病弱书生，终于以“自弃自了”寻求解脱与逃避，成为抑郁的牺牲品，成为自己的掘墓人。
（五）
陈布雷解脱了，撒手人寰；而蒋介石悲切了，扪心自问。也许蒋介石不懂得《心理学》，夜以继日地不断给陈布雷的压力加码；也许陈布雷没有学好《心理学》，真正为自己排忧解难，做到轻装上阵。陈布雷就如同一个气球，被吹得越来越大，一旦气球的承受能力到了极限，爆破只能是最终的悲催结局。
讲陈布雷的故事，是为了启示当代人，解决亚历山大的问题，首先要认识健康，然后要学习《心理学》，自然会开卷有益。
世界卫生组织指出，健康是四维的：生理健康、心理健康、社会适应良好及道德健康。心理健康是健康概念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从西方引进的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心理现象、精神功能和行为的科学，既是一门理论学科，也是一门应用学科。包括基础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两大领域。
心理学研究涉及知觉、认知、情绪、人格、行为、人际关系、社会关系等许多领域，也与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，包括家庭、教育、健康、社会等发生关联。心理学一方面尝试用大脑运作来解释个体基本的行为与心理机能，同时，心理学也尝试解释个体心理机能在社会行为与社会动力中的角色;同时它也与神经科学、医学、生物学等科学有关，因为这些科学所探讨的生理作用会影响个体的心智。
心理学家从事基础研究的目的是描述、解释、预测和影响行为。应用心理学家还有第五个目的，即提高人类生活的质量。这些目标构成了心理学事业的基础。
如今的《心理学》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心理咨询师的身影，在社会领域时隐时现，并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和谐、社会稳定的建设方面，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（六）
介绍了《心理学》，必须还要说说我国古人的健康养生的智慧。在闻名于世的《黄帝内经》里，就提出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观点。《黄帝内经》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（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）之一，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。有关专家指出，在《黄帝内经》中也有很多与健康心理学相关的内容。《黄帝内经》已初步认识到存在和意识、生理和心理是矛盾的统一体，自发地揭示了心理与生理的辩证统一关系，心与身相互作用的双向效应（即心理因素能导病、致病与防病、治病），并指出形神只能相即，不能相离。
《黄帝内经》也非常重视调理情志，认为精神情志调和在防御疾病方面能起重大作用。这一点可从《黄帝内经》的有关论述中求证，如《灵枢・本脏》中说：“意志者，所以御精神，收魂魄，适寒温，和喜怒者也……志意和则精神专直，魂魄不散，悔怒不起，五脏不受邪矣。”这就告诉我们，拥有健康的心理和调和的情志，就可以适应外界的一切变化而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外邪侵袭，从而保证身体健康不受疾病的折磨。但如果人的情志活动过度或人体内在精神活动失调，则会损害身心健康，甚至导致疾病的产生。如在《灵枢・寿天刚柔》中言：“忧恐愤怒伤气，气伤乃病脏。”在《灵枢・ 口问》中亦谓：“悲哀愁忧则心动，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”。这些论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精神因素在致病过程中的作用。
《黄帝内经》还认为不同的情志变化对脏腑的病变有着不同的影响。如《素问・阴阳应象大论》说：“怒伤肝，喜伤心，思伤脾，忧伤肺，恐伤肾。”《素问・举痛论》也说：“百病皆生于气也，怒则气上，喜则气缓，悲则气消，恐则气下，惊则的气乱，思则气结。”又说“怒则气逆，甚则呕血、 泄……”由此我们不难看出，情志因素的变化能影响心理的不健康，从而能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。因此，我们要预防疾病，不仅要注意调摄形体，讲究生理卫生，以增进身体健康，同时还必须调理情志，讲究心理卫生，以增进心理健康，这样才能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强壮的体魄，减少疾病的发生，才会健康长寿。
我们的老祖宗太有智慧了。《黄帝内经》不仅是我国古代的《康养学》，也可以说是古代的《心理学》。《黄帝内经》的多维健康理念，无与伦比地闪烁着我国古人的文明与智慧。
（七）
面对当前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，许多人突然地“宅”在家里，被动地“封闭”起来，生活习惯改变了，生活方式改变了，自己的心态也有了新的变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感觉“憋得慌”，感觉“不舒服”，这都属于《心理学》分析的现实版表现。人们“宅”在家里，有时间思考自身的健康问题，更加重视身心健康，实际上，就是在提高自己的健康素养和智慧水平。
昨天，也就是2020年3月10日，强调“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”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到湖北武汉，实地考察防疫工作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民生稳，人心就稳，社会就稳。湖北和武汉等疫情严重地方的群众自我隔离了这么长时间，有些情绪宣泄，要理解、宽容、包容，继续加大各方面工作力度。要充分考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，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和价格动态，保障米面粮油、肉禽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供应。对因疫情防控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、困难儿童、特困人员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，要落实包保联系人，加强走访探视，及时提供必要帮助。要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，尤其是要加强对患者及其家属、病亡者家属等的心理疏导工作。要加强舆论引导，营造强信心、暖人心、聚民心的舆论氛围。要坚持依法防控，加强社会面管控，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。”
而实际工作中，我们如何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，尤其是要加强对患者及其家属、病亡者家属等的心理疏导工作呢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明确的课题和要求，需要我们全社会重视心理健康问题，有效地做好疏导工作。健康中国战略需要落实，我国公共卫生管理体制需要完善，基层智慧医疗保健的工作需要加强。当我们品读《黄帝内经》，续讲古人大禹治水的故事，都可以为我们做好当前的心理卫生疏导工作有促进作用。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是学问，是要求，是激励。
（八）
咨询网络，点击“名人自杀”，显示的内容不胜枚举：
1890年，梵高走进一片金色的麦田，对着太阳自杀。
1893年，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了喉咙。
1905年，中国近代作家陈天华于12月8日蹈海自杀。
1930年，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4月14日开枪自杀。
1956年，前苏联革命作家法捷耶夫于5月13日自杀。
1961年，美国作家海明威在海边用双筒猎枪击碎自己喉咙。
1966年，中国现代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杀。
1966年，傅雷和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。
1968年，作家杨朔文革中不堪迫害服安眠药自杀。
1991年，台湾作家三毛在寓所卫生间里用丝袜上吊自杀。
1989年3月26日，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。
1993年，诗人顾城利斧劈妻，继而在一棵树上吊颈而死。
1996年，诗人及报告文学家徐迟从六楼病房阳台上跳楼而亡。
这些名人与自杀的记录，可以讲多少荡气回肠、悲壮不已的故事。可是当我又听说哪个大学，有学生跳楼自杀的消息，我不仅心痛，而且不得不悲哀。如果我要问？每年在湖北武汉长江大桥上跳江自杀的人数是多少？有哪位专家深入研究剖析自杀的社会问题吗？
历史是一面镜子，反映社会的生旦净末丑。讲历史故事，说美好人生。我讲《司马懿胜算诸葛亮》的故事，结论是司马懿依靠健康长寿来打败了透支健康而英年早逝的诸葛亮。故事告诉人们，难道遭受诸葛亮羞辱的司马懿的压力小吗？《中共党史》记载毛泽东“三起三落”的痛苦经历，有邓小平“三起三落”的痛苦经历。他们的压力小吗？他们是把磨难当做历练，书写的是完整而辉煌的人生。人生即舞台，舞台即人生。
毛泽东的一生不惧怕死亡，他的生死观明确而深刻。在他看来，“人终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。在参加普通战士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中，毛泽东认为张思德是为人民的伟大事业而死，重于泰山。毛泽东还为烈士刘胡兰提词，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壮烈牺牲，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。这就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生与死的辩证观点。在生物学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的眼里，生与死的奥秘是无穷无尽的，生与死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，生与死的故事是千回百转，说也说不完的。
生命是天。如果没有了生命，一切归于零。地球缺谁，依然在按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、不慌不忙地旋转。人就是沧海一粟。生命和生活是人生最大的学问，珍惜生命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，任重道远。因解脱而放弃结束生命，是愚蠢的，懦弱的，残忍的，不道德的。哲学家黑格尔说过：“存在才是合理的。”我们需要存在，我们应当存在。正是因为生命何其珍贵，所以，生命之树需要常绿，生命之树必须长绿。
陈布雷先生，你还抑郁吗？你警示并告诫现代人，关于你的前车之鉴。
集团高级顾问 秦寄翔
2020年3月13
